纪连海 先生教过我一年历史。在这一年中，不记得是否叫过他“ 纪 老师”——我向来称他“ 纪 先生”。“先生”的称号，在二附中如云的良师之中，仅仅属于他。去年，央视“百佳讲坛”的制片人突发奇想，寻找中学老师开坛授课，辗转找我推荐人选。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纪先生的名字。从此以后，偶尔打开电视，我又能看到 纪老师眉头微锁、激动地挥动手臂的身影。五年以前的一幕幕涌上心头， 纪 先生没变，我也没变。

        高中的时候，曾经写文回忆初中历史老师，我讲，我需要那种能够“制”住我的老师，无论从学识上，还是风骨上。纪先生初到二附中，显然制不住我。第一堂课，他坦诚地说，他的长处在于教中等程度的学生，调动痛恨历史的理科生的学习兴趣，至于“高考五百八十分以上”的学生，他没教过，也不会教——这似乎和他后来的说法有出入，他后来说，昌平二中就出过两个上北大的，全是他的学生，全是压线录取，也全是他决策填报的志愿，或许是北大分数线比较低那几年考进去的？反正我当时觉得很好笑。那时我心比天高，虽然没有想过要考北京市的第一名，至少是不把六百分放在眼里的，于是连带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加之他初登讲台，一切求稳，甚至有背教案的嫌疑，我的不满难以掩饰地暴露出来。他似乎看出来了什么，当堂提问我一个问题，大意是：第一次鸦片战争中，为什么英国议会决策对华开战以后，懿律的舰队拖了半年才开到中国？他说这是一道“文科综合题”，言语间颇为得意。我被突然袭击，全无头绪，只得搬出大学历史课本上读到的一鳞半爪，说是“据载议会辩论激烈，拖延了很久”。纪先生微笑，说：有此事，共拖延三天。我登时崩溃。他很满意，徐徐道出答案：原来，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尚未完成，多数军舰还是风帆动力，所以必须等到盛行风向有利时方可出征——这是高一地理的知识，也就是他说的“文科综合题”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认为这是对“文科综合”改革含义的最佳诠释，可惜 03 年高考出了个类似的题，我却答错，扣掉了十多分。那道题问：诺曼底登陆为什么选在六月？我说，那时英吉利海峡风大，进攻容易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正确答案却是：那时风小，适合登陆。考后我问纪先生：据载登陆时风浪很大，损失了上百条大小船只，怎么能说风小？先生笑答：是有这事儿，但是大风只刮了三天——又是三天！我的“二把刀”课外知识最终狠狠制了我一顿。

        他好追问，好求胜。他来二附中的第一个学期，就让我领受了好几次苏格拉底式的盘问。每次我都精神振奋地和他缠斗一番，直到他把我彻底制服，转而开始玩命记笔记。有一次讲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，主管文科实验班事务的吴林书老师前来听课，就坐在我旁边。不记得因为什么，临到下课，他开始涮我：

        “为什么明朝末年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？”

        我大窘，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，初中学过的内容则全已忘光。支吾一阵，我答道：“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……”显然，这是零分的废话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为什么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？”他紧追。

        “这个……”我语塞。此后对付了一个和对外贸易有关的答案。

        “那么，为什么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苏松一带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因为那里对外贸易最发达。”我开始循环论证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为什么那里对外贸易最发达？”

        “因为那里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。”我终于触到了高考标准答案的边缘——我依稀记得，这道题其实是某年高考考过的。当然，答到这份儿上也就给两分，但至少比零分大大进步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“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”他还没完。

        “我……我给忘了。”我完全疯掉。吴林书同志大笑，全班亦然。

        他说：“高考的时候，这题至少六分。”这时下课铃响。

        纪先生教过这么多学生，能享受盘问待遇的，估计我是第一个。就为这一点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他。

        他让我难以忘记的事情还有很多。还是他来二附中的第一个学期，临近期中，他布置期中考试，说要考六个大题——这很类似高考的题量。谁知，全班的声音都是“太难了”“开开恩吧”。 纪 先生大窘，我亦然。时至今日，我都无法明白，为什么我的同学们都不愿意接受一次真正的考试，一次智识的挑战？最后， 纪 先生妥协。他在两天后的课上宣布，题目数量不变，但其中五道题目从练习册里拷贝，只出一道新题。台下欢声雷动，我不禁微微摇头。下课，我跟到他的办公室，客气地说：“ 纪 老师，我有个小小的意见，关于期中考试……”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称他为“ 纪老师”。

        他笑了，让我讲。我说，你这么考试，还有什么用？不就是背书吗？对提高能力有什么帮助？高考会考练习册上的原题吗？他在我继续上纲之前打断了我，随手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份学校文件。“唉，我也不想这么考，这哪还叫考试呀！可是学校下了文件，压我一定要保证及格率，我也犯难呀。”他的语气就像个信访办的干部。我叹气，点头。他说：不是还有一道题吗？你好好答那个题。后来成绩揭晓，我照例排在第一名。他在讲评时说，这次只出了一道新题，你们答得很不着边际，只有一位同学答得非常标准——这大概是他第一次表扬我，不点名地。这么多年来，受过无数次的表扬，唯独这一次，我记得最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 其实他是最会控制分数的人。有时，我觉得他简直成精了。第一次期末考试，他预期的平均分是 75 ，结果考出来的情况是 74 点几几几——他算到小数点后好几位，以示自己猜分的精确程度。到了高三下学期，全区第二次大排队考试（西城区第一次模拟考试）结束，我在办公室帮忙算分，他拿着一份九班的成绩单，兴冲冲地给我讲解。那时他兼任九班的班主任。他比划了半天，把几乎每个同学的名次升降情况都说了一遍。我听得脑子一锅粥，末了终于明白——“您这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吗？平时分数高的都 over 了，后面的同学都冲上来了……”“对！我就是要搞一个天下大乱！关键的冲刺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越乱越好！”他嗤笑，喝了一口苦丁茶——那么瘦的人，还喝那种减肥的茶。当然，他很快把这茶推荐给我，还专门用纸杯给我沏了一杯，那种苦味让我疑心他要干掉我。

        没过多久，真的就天下大乱了。“非典”的魔爪终于攫住京城，我们的大逃亡就要开始了。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 ，我得知了当天就将停课的消息，第一个反应是冲到办公室。那时山雨欲来，办公室也有些人心浮动，老师们议论纷纷。 纪 先生却端坐在那台破电脑前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十指在键盘上飞也似地敲击。他热爱电脑是全校闻名的，据称他拿过计算机硕士学位——他到底有几个学位，地球人都搞不清。当天下午，全级停课，各班轮番派人去印刷室取卷子。我终于 明白了纪 先生中午在捣鼓什么——他把许多套高考模拟题扫描到电脑里，编辑排版后付印，赶在无限期放假之前发给大家。没有来得及感动，很快就放假，一个月后复课，之后半个月高考，又半个月后出成绩……那可能是我一生中过得最快的几个月。

       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，高考成绩公布。我成为北京市文科的第一名，一如 纪 先生所说，我被留在了母校的校史上。当天下午，我奉命来到学校，准备迎接媒体的狂轰滥炸。瞅个空当，我敲开了历史办公室的门。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工作，除了 纪 先生。之前他托班主任转告我，让我无论如何去他那里一下。他微笑，给我看一份巨大的表格——那是所有本届文科生的高考得分情况，精确到每一道小题的得失。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违反《保密法》的！”我大惊，脱口而出一句很符合现在专业的话——很讽刺的是，我的第一志愿后来却成了金融学。他轻松地说：“那你想不想看？”我迅速成为他的共犯。两年后，我查阅相关法规，无意中发现， 纪 先生并没有违法，他精明地打了法律的擦边球。他花了大概二十分钟，给我讲了一遍所有的历史错题——从中我知道，我的历史考得如此之糟，我曾经名列西城区第一名的文综分数也落到了第三。 纪 先生给我讲诺曼底登陆的题就是在这时。“我的意思呢，虽然这次总体上考得很好，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。你还有上升的空间。”他慢悠悠地说。我笑了，做了一个要跳楼的姿势：“要不我还是跳下去算了！”以前他经常拿出我的错题损我，然后动员我从五楼跳下去。他微笑着摆手：“你已经不需要跳楼了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那一刻我知道，他永远是我的老师。

        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后来我进入北大，经历了许多的辗转、彷徨，遇到了数不清的需要决策的时刻。高中时代离我已经非常遥远，无论是刻意淡忘的部分，还是曾经珍藏的部分。每次回校，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没有见到纪先生。他还在教高三，带四个文科班。这家伙离退休还远着呢。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——这是他当年题赠我们班的诗句。如今想来，感慨万千。